前不久，在网上看到一桩新“公案”：郑州市把郑东新区的“祭城路”改名为“平安大道”，引起市民强烈反弹。祭城路源于西周的祭（读zhài）国，位于今郑州市东北部的郑东新区一带，已有3000多年历史。郑州市民认为，政府的这一改名举动，“断了郑州数千年文脉”，让人接受不了。《大河报》曾在官方微博上做调查，发现有87.3%的市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。据报道，有市民已将一纸诉状递到了法院，发誓“死磕”到底，要求政府改回来。
地名既是地域空间的名称，也是一种文化符号，它沉淀了人们的历史记忆，凝结着人们祖祖辈辈的家园情怀。地名的变易，一定要进行全面而慎重的评估，考虑稍有不周，就有可能引发争议。
在我国历史上，最受诟病的地名变易，当属西汉末年王莽对地名的大规模更改。王莽代汉称帝后，进行了所谓的“复古改制”，其中就包括对地名的普遍改易。王莽对秦汉以来形成的行政区划名称传统进行有意破坏，把“郡”“县”改成了“亭”“乡”“聚”。对先秦以来形成的地名命名规则，也进行了“无厘头”式颠覆。古代常以山水为方位标志为地理空间命名，山南水北称“阳”，反之称“阴”。王莽打乱这一规则，甚至完全颠倒过来，如把“泥阳”改成了“泥阴”，把“辽阳”改成了“辽阴”。地名的构成本来都有事理或语言逻辑依据，王莽对此也毫不理会，如把“无锡”改成“有锡”，把“谷远”改成“谷近”。有学者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统计，被王莽变更的地名有近八百个。后起义军攻入长安，王莽被杀，这场地名变易闹剧才得以结束。所有被改易的地名都恢复了过来。
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，帝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或者为了展示皇权，或者为了宣扬武功，或者为了避讳，肆意更改地名是寻常之事，但大都是局部性更改，像王莽一样对传统地名进行彻底颠覆，还未有他例。
我国疆域辽阔，历史悠久，民族众多，由于政权更替、人口迁移等原因，政区变化复杂而频繁，地名常与实际脱节，甚至出现一地多名或多地同名现象。如东晋十六国时期，北方及巴蜀地区，曾有20多个少数民族割据政区；各政权各行其是，滥设州郡，仅徐州、兖州等九州之名就有好多个。混乱代代积压，并且越来越严重。据学者研究，清代中期，就有近60个重名县。民国初期，随着行政区划的现代化变革，县的建制增多，重名县曾一度多达130余个。
在每个时代的和平发展时期，由于区域建设、社区改造等原因，也可能导致地名名不副实，如果调整不及时或调整不适当，也会造成混乱。
地名混乱无疑会带来社会管理上的困难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对脱离实际、混乱的地名进行调整，当然是必要的。据历史记载，唐朝天宝初年，就曾更改“不稳定及重名”的地名达10余处。据学者研究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“地名规范化工作”。不过，地名的此类“规范化工作”，并未被其后历代王朝“自觉”地继承下来。民国政府曾大力推动过地名规范化工作，调整了部分重名，对一些带有歧视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进行了更改。但总体上说，成效有限。
新中国建立后，国家十分重视地名的规范化管理工作，制定了一系列地名管理法规、条例及规范，成立了中国地名委员会，建立了各级地名管理机构。在地名工作者的努力下，历史遗留下来的地名“乱象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。第一，对县市级以上的重名进行了调整。如陕西省与吉林省原来都有“西安”，1952年吉林的“西安”改成了“辽源”。第二，更改了地名中的生僻字。如1956年将黑龙江的“瑷珲”改成了“爱辉”。第三，对外国列强强加于我国的地名进行了清理。如位于中印边境的世界最高峰本叫“朱母朗马阿林”（见《清皇舆全览图》，“朱母朗马”是藏语，义为“大地之母”，“阿林”是满语，义为“山”），为了纪念曾测量喜马拉雅山脉的乔治·额菲尔士，西方人后来将其命名为“额菲尔士峰”，1952年我国政府根据其原名，将其正名为现名“珠穆朗玛峰”。第四，更改了带有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地名。如1962年将与越南接壤的“镇南关”改为“睦南关”，1964年又改为“友谊关”。第五，对一些具有民族歧视色彩的地名进行了更改。如1953年将新疆首府“迪化”改成了“乌鲁木齐”。
不过，并不是所有的调整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旅游对历史地名的改易，如将安徽“徽州”改成“黄山”、将云南“迪庆”改成“香格里拉”、将湖南“大庸”改成“张家界”等等，一直饱受争议。有专家说：“这一二十年来，一些改名大多并无必要，甚至莫名其妙。”
数十年来，我国的地名规范化工作成绩有目共睹，但混乱仍然存在，特别是县级以下地名，重、错、俗、洋等现象还十分严重。国家正在进行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，日前普查领导小组明确指出，各地要加强地名文化保护，清理、整治不规范地名。我们认为，这是一件“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造福子孙”的大事。希望有关部门大力推动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多听取各界意见，力争拿出让社会满意的成绩单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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